种业作为农业的“芯片”，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因素。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1）》（下称《报告》）。渤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监事靖飞，主要从事农作物种业经济研究，作为《报告》编委参与《中国农作物种业现代化：前瞻、路径与对策》撰写。靖飞接受第一财经专访表示，要想解决中国种业被跨国种业巨头“卡脖子”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中国种业必须强起来、硬起来，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下保护中国农业的最有效方式。

中国种业跟外资种企正面角力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外资种子企业市场份额在中国仅占3%、进口种子在农作物育种中仅占0.1%。靖飞称，这并不意味着外资种企竞争力不如中国，两者不存在必然关系。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比如，中国庞大的种子市场，集中在谷物种子方面，进口种子占总的市场份额低是正常的；再比如，进口种子在农作物育种占比低，与农作物种业市场的特殊性有关，除了设施农业可以改变小气候和生态，对种子适应性要求较低外，其余外来品种都有本地驯化的过程，这就制约了种子贸易规模。

除此以外，也跟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所从事的业务活动主要集中在玉米、蔬菜领域有关。

在玉米种业领域，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有将近1000家种企，正是种植区域类型复杂，对不同类型品种需求多样，使得某品种或某企业一家独大的可能性较低；另一方面，在部分特殊地区，外资种业市占额较高，相较国内品种具有明显竞争力。

以德美亚系列玉米品种为例，这是垦丰种业从德国KWS公司引进的品种，近几年在黑龙江、内蒙古等早熟玉米种植区域表现优异，玉米种植从无到有，不断扩张，在当地市占率达到60%~80%，甚至更高。

在蔬菜领域，《报告》提到中国在胡萝卜、菠菜、洋葱、高端番茄的进口种子占比超过90%，西兰花进口依存度超过80%，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95%以上。

之所以在胡萝卜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靖飞表示，一方面这些重要的经济作物，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缺乏优秀的可开发的种质资源，使得国内品种的竞争力不够；另一方面国内相关种企竞争力差。在蔬菜、花卉、草种等领域，中国种子市场开放较早，当时中国是典型的小作坊式生产经营模式，与国外商业化育种体系支撑的发达种业差距明显。

虽然在较高附加值的蔬菜、花卉、草种等优良品种方面，核心种源大部分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进口依赖度高，但是中国蔬菜种业市场份额占总的份额比重低，相应的外资企业品种占比就更低。

既然外资种业实力强大，那么有着七八十年种业发展历史的欧洲、美国，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呢？靖飞认为，“三个必须”值得关注：必须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必须坚持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建立科学的育种科研体系。

具体来说，在美欧，农作物种业市场高度市场化，企业是产业发展核心，靠着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如今的全球地位，没有市场化就不可能有美欧种业的今天。靠着知识产权保护，美欧种业形成了良性循环机制。靠着以企业为主导的持续育种科研创新，现代化种业具备了相应的市场竞争力。

勇敢接受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

市场空间巨大，是跨国巨头竞相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末期，中国棉花有过一段打退美国转基因棉花种业巨头、实现种业自主的历史。彼时，美国已经于1996年在全球率先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并迅速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20年来，中国农业面临跟世界农业的正面交锋。

在中国一步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的过程中，国际种业巨头也瞅准时机，进军中国种业市场。对于跨国种企，靖飞不赞成将其视为“狼”，他认为中国种业要勇敢接受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

他表示，跨国种业巨头的扩张，势必会压缩中国种子企业的发展空间，但这不是问题。跨国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避免会生产技术和管理的溢出，其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会影响到国内种子企业，国内种子企业会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提高企业竞争力。

由于中国严禁主粮使用转基因种子，跨国种业巨头在中国三大主粮方面并无太大作为。在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中，由于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一直担忧被外资种企“卡脖子”。

跟大多数人看法不同的是，靖飞认为，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农作物种源被“卡脖子”的极端情况不会发生。

他说，在经济学的基础常识中，外资企业和农户都是理性的，主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从农户角度来看，农户接受高价并非无种可选，而是综合权衡之后的最优选择。如果因为种源“卡脖子”被漫天要价，综合衡量“土种”与“洋种”的利益差异，一旦“卡脖子”方要价高出农户收益水平，农户都不种，外资企业的市场就将失去，这是后者不能接受的。

从外资企业角度来看，如果实施“卡脖子”行为，中国最差就是退回到种植传统品种的状态，这样的话，外资企业利益会严重受损。同时，是否采取“卡脖子”行为，取决于寡头垄断，如果寡头们不采取统一行动，这一极端情况，也很难发生。

对比来看，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积极拥抱转基因技术后，虽然跨国种企占领了两国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但两国的玉米单产水平显著提高，大豆种植规模迅速扩张，两国的玉米和大豆产量大幅提升，从而改变了玉米和大豆的世界贸易格局。巴西从玉米净进口国发展成为玉米净出口国，两国大豆贸易规模得到扩大，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不容忽视的前提下，靖飞建议，合理和适当利用跨国种子企业进入带来的机会。

从国际视野来看，虽然日本一直面临种业无法自给、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比如玉米和大豆种子，日本种植面积有限，海外品种占据60%的市场份额，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日本仍然是农作物种业强国。在蔬菜方面，日本企业实力不俗。2019年数据显示，坂田种苗株式会社的年销售收入5.87亿美元、泷井种苗株式会社4.84亿美元，分列全球第八、九位。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农作物种业实力更是不容小觑。比如，中国东北地区常规粳稻的主导品种，大多直接或间接来自日本血缘。由于中国优良的水果种苗，多来自于日本，当日本出台法令禁止种苗出口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反应最为强烈。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日本在资源禀赋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独辟蹊径，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针对蔬菜种业，日本充分开发利用抗寒、甜等“遗传资源”。比如，日本企业研发的抗寒西兰花种子，此前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即便农户高价购买，仍是一种难求。

靖飞认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将掌握的种质资源开发好、利用好，在遗传资源方面建立起稳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应用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