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哲学家贺麟说：“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在当下重要的是如何改变和调整不可持续、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主流经济学极少关注和真正重视的“人心”问题。“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与其就经济而论经济，毋宁以兴文化而补经济”。
应充分结合我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开展经济治理。有人认为，既然经济减速或衰退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就应采取全球一致性的应对策略和治理举措。其实，尽管环境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是共同的，但在与不同国家、区域和社会的“水土”结合后，必然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气候、贸易等领域很难达成治理共识，即使达成也很难落实的根源。西方理论与方法敏于现象，中国传统智慧更善于把握根本。从后者出发，才能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深刻本质联系，并为全球和中国经济治理找到正确的战略路径。
就文化创新驱动经济而言，我们不能把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看作是简单促进经济增长，而应理解为如何在客观条件总体趋紧的大背景下启动主体的精神变革，为推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氛围。
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源节流，丰富生活消费品，这是文化产业的主要职责，是可以看得见的“文化经济”的感性效益。二是节制欲望，减少不必要的消费，这是文化建设的目的，也是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保障。当下急需的是，充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资源，超越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最终达到经济和环境标本兼治、物质与文化相得益彰、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群体和个体友善和谐的新境界。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